立法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物，是一种活动过程。

[4] 就法人制度而言，在我国当前的实定法体系中，对法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规定的内容，只存在《民法通则》第3章以及《民法总则》第3章。第二，根据法人的属性所获得的教育自主权，其对法人内部管理所制定的校规，属于自主性校规。

由于其同属于高校诉讼的同类案件，所以可以将两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其中蕴含着的最高法院的主张。可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成为以《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施行规范，其内容将该法规范所规定的授予学位的要件具体化，因此，作为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也就具有了介入性校规的属性，而非高校基于法人的地位所制定规范内部秩序的自主性校规。[3]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最近较为具综合性的文献参见伏创宇：《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的逻辑与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两则指导案例为切入点》, 载《法学家》2015年第6期;前引 （2） , 陈越峰文。在这样的司法判断逻辑框架中，【例6】再次将自主性校规与介入性校规置于并行的状态。况且，上述判例中, 一元规范结构论的作用已经证明，高校的任何活动都能够被无限、顺利地归入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而非止于原本《高等教育法》确立的法人自主权范围边界。

[24] 林群英诉厦门大学博士生招生案, 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2辑, 第417-429页。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的原则性规定。[58]在我国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组成，人大代表除了行使立法权外，还有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以及监督权，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和任期制。

[43]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第二次记者会透露：目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二百七十四件，载《法制日报》2019年10月19日，第04版。这样的开放性权力结构，倘若没有严格的实体与程序规则的制约，其他权力很容易扩张并侵蚀人大的权威，直接影响人大权力运行的效力和成果，人大在法律上的地位必被撕裂，立法能力无法彰显，因此，宪法性文件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权力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保障这些作用的发挥以及如何限制权力的扩张，同时，根据现行规定，强化对一府两院两委以及由人大决定和任免的公务员的监督，通过质询权、罢免权将监督权做实。立法解释既以言辞表述，也以文本表述。而所有这些都与分权和制衡的理论及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多元主义的事实要求立法者必须通过各种协商机制，以对话、讨论和审议等方式，尽最大的可能让所有的人感受到公共正当性理想的基本承诺, [33]如此才能凝聚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它们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

[9] 综上，将立法与能力这两个构词要素统合起来，立法能力是指立法者按照法定权限与程序完成立法任务、满足立法需求的本领和能量。选举制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选择，它有助于决定政党的数量，形成稳定的政府，也有助于决定公民对政治形成兴趣的程度。人大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是民主践行的主要阵地之一，是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主要表现形式。[27]起草者的道德责任是使所立之法具有德性的基础。

不过，任何一个概念都受制于时间和文化，不仅具有普适性，更具有国情性，同时人们在阐述概念时往往不仅力求描述现实，还力求建构现实，并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立法者，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必须具备立法的理论与知识，因为立法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门科学、一项技艺。这些机构与人员的配备就立法而言，本意是为了协助人大及其代表搞好立法工作，以提高民主政治的质量和立法的质量。但吸纳和整合分歧的规范程度还有待提升。

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立法的基本法——《立法法》，中国第一次有了立法之法。人大能否在立法过程中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歧，是人大协调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这是合宪性审查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但是规则与实践的落差、选举的生态环境欠佳仍然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56]参见宋方青、王翔：论我国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功能与优化,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7页。立法的协调能力具体表现为统筹布局的能力、整合分歧的能力以及凝聚共识的能力。健全人大立法体制和机制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1.处理好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是具有宪法依据的。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立法能力 。权力到底在哪？如何控制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在现实中，任何宪法文件都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保障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 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51条）也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二是由法案到法的阶段，这个阶段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提出法案、审议和讨论法案、表决法案、公布法律。[31]故而，立法主体必须正视并尊重分歧的存在，让各种利益主体的分歧充分、有效地表达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整合之，为达成共识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整合分歧能力的基本要求。

以《牛津法律大辞典》对legislation的解释为例，其解释是：立法指通过具有特别法律制度赋予的有效地公布法律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或机构的意志制定或修改法律的过程。[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页。

[64] 第三，立法机关必须适应特定社会的需求，由于立法机关之间的需要存在差异性，反映在立法能力建设方面也必然有所不同。[22]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

[29]我国人大立法的起草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完成的，人大自身的起草能力不足。（四）协调能力 协调能力是指立法者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为立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立法目标实现的能力。[14]沃尔德伦，见前注[12]，第2页。此时立法机关组织与安排立法听证的能力就显得无比重要。

立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科学活动。一般认为，常设的专门委员会及其制度设计是取得大量立法自主权的必要条件。

[18]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宪法修改建议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

其实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58]See Saulius Nefas, Andrius Valickas and Rasa Pilkauskaite-Valickiene, Capacity Building of Par-liamentaria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Lithuania,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191, 2015, p.402-406. [59]参见徐显明: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第4页。

[24]故此，起草者的起草能力尤为重要。立法的政治功能和规范功能，立法的尊严，无不是透过上述能力得以实现。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在我国，引发人们对立法能力广泛关注的是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46]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41]法律也只有被解释才会变得具体和有效。若是专职委员，笔者认为法律专业素养是必备的要求，其必须具备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素养所应有的职业信仰、职业伦理、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技能。

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提出要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完善人大工作机制等要求就充分说明了我国立法程序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可以借助政府部门的资源及智慧，但同时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并借助于体制机制对政府主导立法形成掣肘。